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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台湾被叫作亚细亚的孤儿

2019-11-10 01:01:34 | 来源: 游戏评测

本世界纯属非虚构

台湾绿岛人权纪念公园碑文

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台湾被叫作亚细亚的孤儿

在那个时代,有多少母亲,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,长夜哭泣。

——柏杨

冷暖人生《流亡的银铃》完整视频

赤色通缉犯

1949年4月的一个夜晚,朱实潜离了自己的故乡,那时他23岁。也许是因为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永别,离家之前,母亲含泪帮他把学生证牢牢地缝在上衣肩膀里;父亲则连夜把他送到码头,一路离别的沉默。朱实将登船时,父亲忍不住开口,试图留住他。

但摆在朱实眼前的已然没有更好的选项——如果不跑,他会被枪毙。

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台湾被叫作亚细亚的孤儿

朱实全家福

(左三为朱实,左二为朱实母亲,中间站立者为朱实父亲)

朱实出身台湾彰化的一个富庶家庭,家中九子,他排行老大。离开时,他还是台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。

时间再往前推一个月。1949年3月20日,台湾大学和台北师范学院两名学生共乘一辆脚踏车,他们被警员拦下后发生冲突,两名学生被拘留。警局门口聚集了大量请愿的学生,警方迫于压力释放了两名被关押的学生并道歉。“单车双载”事件看似和平收场。

几天后,台北各学校的自治会举办庆祝青年节的营火晚会,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学生们借此欢庆胜利,晚会迅速演变成全省规模的学生大会。他们合唱“赤色歌曲”《跌倒算什么》、《你是灯塔》——“你是灯塔,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;你是舵手,掌握着航行的方向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,你就是核心,你就是方向。我们永远跟着你走,人类一定解放。”

置身于现场的学生们,俨然身处解放区,热情洋溢,激动不已。他们不知道的是,这些举动触动了国民党当局最敏感的神经。

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台湾被叫作亚细亚的孤儿

1949年3月21,台大、师大两校学生赴警察局交涉现场

1949年的国共内战战场上,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,台湾几乎是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了,当局绝不能容忍它的“赤化”。时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的陈诚下令,清查主谋分子。

4月5号,清明节。如果不是因为回老家彰化扫墓,朱实很有可能已经被逮捕——他回到师院时,校园几被清空,不少同学“失踪”。他还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:“朱实”与“思想反动、言论左倾”划在了一起。他意识到自己成了当局的“通缉犯”,“这些人抓起来,要格杀勿论的。”

4月6日当天,军警包围各所大学,仅当天就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捕。他们被“装”到卡车上运走,其中七名学生后来被枪决。后来,所有大学均被停课,重新登记整肃,期间又有多人被逮捕,至少19名学生被枪决。和朱实一样,当时被报纸登出的黑名单六人之一的周慎源,在逃亡途中被特务击毙。

这次国民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的行动,史称“四六事件”。台湾学生运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,许多学者认为,这也是台湾漫长的“白色恐怖”时期的起点。

三条路

朱实面前摆着三条路:一是到高山族地区参加游击队;二是坐小船到福建,也是参加游击队;第三条路是化了妆,借别人身份证坐船到香港,再到大陆“解放区”。

朱实没有加入共产党,他对“主义”不感兴趣,也没有拿枪的匪气,他不过是时代大潮里的一个左派青年,流亡的第三条路是他唯一的选择。

5月19日,陈诚颁布了《台湾省戒严令》,自5月20日起在台湾全省包括澎湖列岛及其他附属岛屿实施戒严。这一戒严令持续了38年,直到1987年蒋经国“解严”。

1949年9月30日,新政权正式宣告成立的前一天,朱实和两名“同案”辗转抵达天津,受到热烈欢迎。人们告诉这个刚刚从“水深火热的敌占区”逃出的青年,解放台湾指日可待。他想着,用不了多久,自己就可以跟随“解放大军”回家了。

加入解放军的朱实

1949年底,国民党政权全线撤退台湾,一百多万军政人员和数十万平民一同登陆,之后更大规模地开启了对“共谍”和“赤化”分子的清洗。“白色恐怖”的阴影,重重笼罩包裹着台湾。

次年,朝鲜战争爆发,6月27日,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。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格局下,不论是“解放台湾”还是“反攻大陆”,都只能成为一句谁都不信的空泛口号,两岸从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“铁幕时期”。

朱实的归家路也断了。

孤儿与庶子

16世纪,葡萄牙人航行途中经过了一座林木繁茂、郁郁葱葱的岛屿,他们用葡萄牙语喊道,“伊尔哈!福尔摩沙!”“福尔摩沙”是汉语中“美丽的岛屿”之意。

“福尔摩沙”这个意指“美丽”的形容词,却在日后成为一个极具殖民地色彩的代称,也变成了台湾民谣歌词中哀愁的意象。

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,中国战败。1895年,两国签署《马关条约》,台湾及澎湖列岛诸岛屿割让日本,“日据时期”开始了。历经明治维新而走向现代化的日本,在台湾这块殖民地上,也进行了现代化建设——议会政治,兴办工厂,实施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——毋庸讳言,这一切给台湾人带来了福祉。

然而殖民统治,必然有残酷的一面:日本在台湾全面实行“去中国化”,贯彻日语教育,尽废汉文。台湾人没有平等参政权,沦为“二等公民”。

在长时间的“改造”下,一些台湾人的身份认知模糊了:我们是中国人,还是日本人?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朱实的父亲,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之下,朱实没敢忘记汉字的横竖撇捺。父亲告诉他:“我们是中国人,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就是中国。”

1937年七七事变,中日战争全面爆发;1941年12月,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,台湾再次被卷入战争的洪流。美军的空袭时常发生,日本在岛内对青壮年征兵……彼时,朱实是台中一中的高中生,飞机轰鸣,防空警报在岛内徘徊,他和同学们都感受得到战争的阴云。

于是,朱实再到文字中寻求力量。1942年,他和两名同学在学校里创立了“银铃会”,出版日文杂志《边缘草》。“以银铃之声慰人心,于苦难岁月,葆持一片心灵绿洲。”

《边缘草》杂志

同样成长在“日据时期”的台湾本土作家吴浊流在《亚细亚的孤儿》中写道:“命中注定我们是畸形儿,可是还有什么办法?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,自己不是天生的‘庶子’。”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战争结束。长达50年的“日据时期”也终于落幕,台湾光复。“六百万人以燃烧一般的气势开始学习中文,懂得中文的人主动当义务讲师,无酬给民众教授语言,人人都希望能把台湾建成比日本时代更美好的地方。”吴浊流这样写道。

同年10月15日,国民党部队在基隆港登陆,台湾“改天换日”,数万民众涌向港口,迎接着解放和来自祖国的军队。

“日本国旗降下来了,农妇拿去改成小孩子穿的尿裤,走在路上别人还会笑:你的屁股怎么是红色的!”电影《悲情城市》里,男青年们在酒局上开着玩笑,阴云仿佛要消散了,台湾人“庶子”的命运也要到头了。

然而很快,台湾人发现,“亲爹妈”派来的人,其实也没有那么亲。

部分登岛士兵军纪涣散,不时扰民;一些“党国接收大员”横征暴敛,贪腐横行。包括民众们的政治权利,也在国民党政府全面接管台湾后,比先前“日据时期”还要倒退一些——在日本人那里能拥有的“席位”和“副职”,国民党一来,反而消逝殆尽了。

朱实还记得当时民间流传的顺口溜:台湾光复欢天喜地,国民党来了以后,贪官污吏花天酒地,台湾人感到黑天暗地。

光复之后,台湾反而民怨沸腾

当然,“外省人”们也有一肚子牢骚。这些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人甫一登岛,满眼的日文招牌,和只说日语不懂国语的老百姓,内心的反感油然而生,很多人甚至视台湾人为“汉奸”。

这些鸿沟,明晃晃地横亘在所有人眼前,无法忽视,也来不及跨越。

“ 二 二 八 ” 的伤痕

阴云再次笼罩台湾岛,岛内各种思潮暗流涌动。

光复之后,为迅速恢复台湾的中文教育,大陆一大批老师学生被征调来台,帮助本地青年适应中文学习。与此同时,也带来了左翼思想。

朱实当年的老师叫黄肃秋,从他那里,朱实知道了鲁迅。他将黄肃秋比作藤野先生,如饥似渴地吸取着这位文坛巨匠的养分。

“在时代潮流的奔腾中,青年是时代的光明、时代的力量、时代的良心,新时代将从潮流中诞生。”1947年,银铃会将杂志从《边缘草》更名为《潮流》,刚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本省青年,拒绝再次流于“边缘”,他们要在时代潮流中直面狂风骤雨。

1947年2月27日,台北街头,缉私队员欲收缴寡妇林江迈烟摊上的“私烟”,双方拉扯中,林被枪托打得头破血流,围观市民与缉私队员之间爆发冲突,市民陈文溪遇难。

第二天,近五百名民众来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,向时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请愿,遭到开枪镇压。事态迅速扩大,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,震惊世界的二二八事件就此爆发。

1947年2月28日,愤怒的台北民众聚集在烟草专卖局

这场由一个小贩引发的巨大事件,凸显了台湾岛当时火药桶一般一触即燃的社会危机。1946年随着国共内战爆发,大陆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台湾。岛内通货膨胀,物价飞涨,台湾六百万人口中,近三分之二的人陷于贫困,民怨沸腾。台湾人对国民党由欢迎到失望,最终转向了仇恨。

那天,朱实正在台北师院上课,大家听到电台里广播循环播放,起义者们号召台湾民众共同反抗国民政府。

“武器都在仓库,当时国民党一个中校派来管这个仓库。我们把那个中校抓到以后,叫他把钥匙交出来,我们就武装起来,一起参加二二八起义。”

除高雄、基隆以外,台湾其他地区迅速被揭竿而起的民众控制。然而,3月8日,情势逆转,国民党紧急派部队增援台湾驻军,登陆基隆,进驻台北,对起义民众大规模镇压,二二八事件惨烈收场。

台北街头,被枪杀的政治犯

事件遇难人数至今仍存争议,然而它就此在台湾“本省人”和“外省人”心头,撕开一道巨大的裂口,70年来仍不时隐隐作痛,成为影响台湾几代人的时代悲剧。

“ 风中哭泣的美丽岛 ”

二二八事件之后,民众的愤怒不得已蜇伏起来,但年轻人的内心却不可逆转地转变了。朱实的房间里贴着自绘的鲁迅肖像,从单纯的文学青年变为以笔为枪、批判现实的左倾学生。

在大陆的战场上,国共双方正在军事上角力,而在社会、校园的每个角落,双方的政治力量也在暗中较劲。朱实回忆,那时的台湾大学校园里,就混杂着国民党的眼线和共产党的统战人员,同学们把这些人称为“职业学生”。思想左倾的朱实,自然早已引起了注意,一天一名银铃会会员找到朱实,向他表明自己就是共产党员。

“他叫我入党,那个时候觉悟还没那么高,这个提着脑袋干革命的,你要抓起来枪毙的,当时还不敢。”

朱实并无意卷入党派的纷争,他真正关切的是历经苦难的台湾和台湾人,如何在 “庶子”和“孤儿”的宿命中,寻找出路。

电影《悲情城市》中,年轻的男人们喝醉酒时总会说,“我们本岛人最可怜,一下日本人,一下中国人,众人吃,众人骑,没人疼。”

台湾白色恐怖期间,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

那么,最终流亡大陆寻求解放的朱实,找到那条出路了吗?

1966年,朱实曾因台湾人身份被定性为“台湾特务”,下放到五七干校。1972年7月4号,上海舞剧团赴日演出,“芭蕾外交”为两国恢复邦交铺路。朱实一直深感耻辱的身份印记——流利的日文,这时反而派上了用场,他从干校被调出“监视使用”,成为外交使团的一员。

海峡的另一边,1971年,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,台湾人再一次成为了一种“尴尬的存在”,“亚细亚的孤儿”又一次“在风中哭泣”。

1981年,56岁的朱实终于在日本和70岁的老母亲相聚。此时离母亲为他缝好学生证的那个夜晚,已经过了32年,父亲已经去世,他永远也没等到儿子的消息。

1981年,朱实和母亲在日本重聚

(左二为朱实小妹,中间为朱实母亲,右二为朱实)

1987年7月15日,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。戒严38年间,台湾有2000多人被杀害,8000多人被判了重刑,但是其中不到900人是真的共产党员。

如今的朱实90岁了,这个住在上海的台湾老人,还在怀念着家乡的椰子树和莲雾,怀念着父亲和少年时代自己亲手浇灌的菜园。离开美丽岛时的满头青丝,早成白发,当年的师生朋友,也多已不在人世。朱实觉得,自己身上唯一没变的,就是那始终流淌着的“亚细亚孤儿”的悲情之血。

文字编辑:郑逸桐

视频编导:余 晶

微信编辑:田 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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